治国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四书》、《五经》讲的都是治国之道。儒家的治国之道是王道政治，其核心的价值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达到社会的长期治理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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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儒家礼治论的主张，儒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要求恢复和加强以贵族政体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复礼。为国以礼的具体内容有：礼是根本的国家制度；礼的范围扩大到民间，突破了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原则；“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

孔子认为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为政以德突出了孔子的德政主张，认为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君主就会像北极星被群星围绕一样，受到爱戴。这是儒家德治论的主张，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明德慎罚”，但也进行了改造。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一是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

为政在人语出《中庸》。儒家强调为政在人，并不是说不要“法”，而是说在“法”与“人”两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荀子在总结先秦时期的历史经验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来只有昏乱的君主，而没有昏乱的国家。只有始终如一遵循治国之道的人，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治国之法。由于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所以儒家一贯强调在选用官僚上必须“举

亲民有两种理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把“亲”当作“新”来理解，意为使人民经过教化，摆脱旧有的陋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最终达到天下太平。另一种理解即为亲近人民，以人民为自己的至亲。根据《大学》的整体内容来看，朱子将亲民解释为“新民”，似乎更符合作品的原意。亲民就是要将美好的德性，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散播，并通过除旧布新

仁即爱人，统治者仁爱治国，老百姓仁爱立身。譬如一个工匠要干好工作之前，必定要把工具磨得快快的，朝廷百官要治理好国家，也要先来个“利其器”，这个器就是仁，即思想、道德之器。在儒家的治国理念中，既然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才应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这些人就有责任施行德政、仁政，以亲民、爱民的态度做老百姓的父母官。

和谐有和睦协调的含义；和谐有配合得匀称、适当、协调的含义；和谐有和解、和好相处的含义。和谐社会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即形成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我们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肯定“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须效法天道，做到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反对欺诈、虚伪。《说文解字》认为“人言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称信”。可见，信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切忌大话、空话、假话，而且要求做事也要诚实可靠。而信的

在《论语》中，孔子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其含义大致有：执中守正，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折中致和，就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因时制宜，就是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总之，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

在儒家典籍中，圣人是人格品德最高的典范，孔子尽管说他没有见到圣人，但他却被后人奉为至圣。《论语》中没有圣王的观念，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却奠基于孔子。其后孟、荀分别予以了发展。儒家的重要著作《大学》也表白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其主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个人内心修养的阶梯，这实际上就是内圣之道；而主张以齐家、

儒家把比“大同”思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为小康。《礼记·礼运》这里描绘的是在夏禹、商汤、周代的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治理下出现的盛世。小康是儒家理想中的所称政教清明、人民富裕安乐的社会局面。后多指境内安宁，社会经济情况较好。儒家的小康社会论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唯有科学社会主

《礼记·礼运》中孔子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称之为“大同之世”。大同是我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化发展，相互之间融洽、一体化，使人类社会走向互助、合理、

从善如流语出《左传·成公八年》。意思是指采纳高明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善意的规劝，像流水那样畅快而自然。比喻乐于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如果一个人能够主宰并掌握一大部分人的命运时，能够节制自己使自己的某种不良行为被人指出，从而彻底加以摒弃，那么他是为官的，一是虚心接受人民的批评，体恤民意。为人处世的也一定能够做得出色，而成为一个

三不朽这个思想出自《左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范宣子与叔孙豹讨论“朽不朽”的问题。范宣子说，他的家族从尧舜时期就已经受封为贵族，经历夏商周，一直至春秋时期，世代受封，延续千年以上，长盛不衰，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不朽了？叔孙豹回答，这不能算不朽，只能说是世禄。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大一统思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追溯大一统思想之源，可上至《诗经》。《公羊传》作了集中论述，其他儒家经典也有很精彩的论述。《公羊传·僖公四年》正式提出了“大一统”，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西汉董仲舒对此作了发挥和说明。东汉何休对此进行了解释。经过董仲舒和何休之解释，大一统成为我国历代皇帝和儒家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也成为中

平天下语出《十三经注疏》。平天下就是安抚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不是用武力平定天下。

儒家廉政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廉政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儒家思想之所以长期流传并产生影响，基础在儒家思想内含丰富的廉政思想。如果没有廉政思想的支撑，儒家思想可能早已不复存在，更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儒家，从“政者，正也”的立论高度

民为邦本语出《论语·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是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政治思想，古代治政典籍对其重要性有大量的论述。从这些论述可以知道，安邦治国，最重要的就是安抚百姓。领导者能否熟谙安民之道，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领导者自身的前途与命运。

劳心者治人

劳心者治人语出《孟子·滕文公上》。意思就是：有的人使用脑力，有的人使用体力。劳心的统治人，劳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得养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要由人来养活，这是天下普遍的原则。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孟子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命题，是孟子对于社会分工问题的系统论述，对后世产生过深刻影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一思想被奉为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论述极多。范仲淹《岳阳楼记》把这一愿望具体化了，士大夫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无事不忧。由此可见，和天下理想社会是儒家传统理想社会最重要的内容。儒家没有狭隘利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天下为公”的胸怀及以“平天下”为己任的气魄充分体现出儒家传统的博大性与

一天下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一天下指全国。原指统一的国家，现多指某一地区或某一机构不贯彻上级意图而形成的独立王国。也泛指为少数人所占有的某一领域。董仲舒一天下理想社会构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这个社会有国君。他们不敢有君民之心，是为了长期做人民的君主。这个社会是统一的，是以君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是有

《礼记·礼运》是夏商周初时期人们对“天下为公”的释义，夏商之际对于天下而言，主张传位于有贤、有能、讲信修睦有德之人，而不能搞家天下，到孔孟之时已经发展成为非一人之天下的“公天下”之义。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所释“天下为公”的“天下成为公共的”之义。孔孟“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一家”的思想更具有民主性。 “天下为公”虽然是

仁政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孔子在对仁的解释中，已有关于仁政的思想。孟子发挥孔子学说，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仁政学说是孟子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孟子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政治理想。

良知是儒家称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良知，是人的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王阳明所说的“不假外求”，是生而知之，而且是“被圣灵充满”的优良之知。王阳明所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天则、道”。他说：“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良知即是道”、“良知即是天理”。如“人皆有之”、“非

儒家对天时的解释有三点：一是天道运行的规律；二是宜于做某事的自然气候条件；三是指天命。

儒家对地利有两种解释。一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土地条件；二是地理优势。天时通常指大环境，乃天下大势也，地利则指的是小环境，指我们所处的周边局势。

人和是人心所向，上下团结，人事和协，民心和乐。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最大的商务社交平台。孟子把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进行比较。强调战争中人和的作用。并由人和推演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

“治术”即治理国家的方法；“儒术”即儒家的方法。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之所以必定要本于儒家的方法，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儒家的治国之道都出于仁家宽厚之心。

和是和谐，是和平，是和合。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则是和为贵。“以和为贵”是我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 “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今天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观点极具现实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